本刊總編輯黃俊義(以下簡稱黃)：您投入自由軟體的推廣已久，可否先聊聊您對Open Source以及著作權保護的見解？自由軟體與著作權保護的精神之間是否相抵觸？

軟體自由協會理事長林誠謙博士(以下簡稱林)：Open Source是一種很自然的觀念。不論你身在哪個單位、技術怎麼進步，Open跟Share是最有效的。許多問題發生的原因就出在人們錯將「保護」視為金科玉律，卻不知道社會的進步其實是以分享跟合作為基礎。

版權（Copyright）保護的做法在十八世紀末開始有了時間的限制，當時英國通過一項判決，將Copyright規定成有一定年限的權利，在這項判決之前，Copyright是沒有時間限制的，而這項改變也深深影響到日後美國憲法對版權保護的觀念。

Copyright存在的意義是為了人類社會的進步。如果你有好的創見，卻沒分享出來，那社會進步就可能受到阻礙。申請著作權保護就是提供一個管道，讓其他人透過付費的方式來採用你的作品，但受保護的時間是有限的。

以往“Fair Use” － 合理使用權的觀念還能與版權保護達到一個平衡點，最簡單的例子就像在圖書館借閱書籍，除了不能盜版之外，其他的使用都是被允許的。到了二十世紀，卻因為技術成長帶來衝擊，合理使用的觀念已經不具約束力了，也無法與著作權相抗衡。

舉例來說，電子書或以Acrobat輸出的檔案是不能隨意加以列印的，除非取得密碼，為什麼會有這種轉變？問題就出在資訊被電子化了以後，若沒有規範就會被不當使用，而使原有體制失調。因此現在的讀者常會受電子書限制，比如說一個星期之中最多只能列印書中14個頁面，如果讀者想要與朋友分享書本的內容，也將處處受限於密碼的保護。

從社會的觀點來看，保護一本書達四年、甚至七年，就已經夠久了，有些甚至還保護到作者死後50年，這些“利益團體”在不知不覺中其實已侵犯到我們的權益。

再回過頭來談自由軟體，自由軟體的精神是尊重著作權的，GPL授權條款會要求使用者將修改的原始碼公開，這種做法等於是以保護著作權的方式，確保原始碼的再散佈，而且也會要求使用者在散佈原始著作時，將原始著作權聲明附加上去，保障著作人格權，因此我不認為自由軟體與著作權保護相互抵觸。

分享與合作

黃：剛才您提到了分享與合作的觀念，自由軟體的確是以這樣的觀念為主，您能否為我們提出更深一層的解釋，說明一下其中的道理？

林：我認為人類社會進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「學院合作方式」，牛頓曾經說過這麼一段話，他說：「我像一個小孩，在真理的大海前面撿拾一些小石頭，偶爾看到一、兩個比較圓滑、漂亮的石頭就會感到高興。我所能達到的進展都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讓我能看得更高、看得更遠。」

自工業革命以來，社會上真正重要的進步都是人類合作的成果，儘管出發點不同，但許多前人確實都提出過類似的觀念，例如東方有國父所說的民生主義、互助合作，西方則有Adam Smith提出的「國富論」。西方人談經濟雖然是以「自利」為出發點，但在滿足自身利益之後便轉向社會，目的是讓整體都獲得好處。

同樣地，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中，我們都是立足在他人的基礎上作發揮，將自己看到的點，循著現有的成果再往上提升、追求進步。有了這層認知之後，把時間拉長、範圍擴大也就不難理解，社會的進步需要仰賴這樣的動力。

Open Source發展的環境與條件

黃：以前曾在演講場合聽您說過，要推動Open Source的概念，首先須有開放性文化（Open Culture），您認為怎麼樣的理想條件才能稱為Open Culture？是東方的學術思想背景較適合？還是西方的？台灣社會和美國社會相較，哪一方比較有能力來引領Open Source的發展？

林：我們可以由幾個例子看出東、西方的差異。首先，從競爭的習慣就可以看出東、西方具有明顯的差別，西方人在與對手競爭時，會將自己所有的優點都說出來，讓消費者自行作比較。但台灣人打擊競爭對手的慣用方式卻是指出對方的缺點，說對手哪裡不好，而非強調自己有哪些優點，其動機是出自保護自己、擔心別人抄襲，但其實是氣量狹小的表現。

對學術表現的報酬也可以看出東、西方的不同。東方人會將學術研究看成直接獲利的工具，寫論文、投稿拿稿費都是直接獲得利益的方式。反之，西方人會將學術研究成果視為對個人價值、地位的肯定，學術上的地位被肯定之後，才有機會獲得職位，即以間接的方式來保障其利益。

此外，在西方文化底下，學術領導人說話算話，包括歐洲、日本都是同樣的模式，但在台灣就不是這樣了，以多元入學方案為例，台灣人已經太習慣接受一元化的標準了，所以出現多元的標準時就很難放心，造成多元入學方案難以推行。

Open Culture的現象應該是某些制度建立所帶來的結果，若是刻意為了營造Open Culture而做一些事，反而很難達到。

黃：我想大部分關心軟體發展的人都思考過「商業化」與「非商業化」的問題，Open Source能否存在一套商業機制（Business Model）？這套機制又將如何產生呢？

林：投入Open Source的開發，很像參加奧林匹克比賽，當你努力做出一個很有份量、powerful的作品，感覺如同成為武林盟主一般。許多軟體玩家都有這樣的抱負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做出偉大的作品，得到名與利的報償。

若以軟體廠商的角度來看，軟體花在開發的成本通常只佔總成本的一小部份，因為在開發之餘，更要注重創意、產品規劃、技術、後續維護、如何開發新版本等策略，如果將開發出來的軟體轉換為Open Source模式，後續的工作成本就可以節省下來，也就是說，軟體業者的獲利模式不單只有販賣商品一種方式，也可以因為策略而獲利。

我們現在假設RedHat以200元美金為出售license的價格，隨之而來必定會有150元、甚至是70元的商品出現，在立足點平等的情況下，市場競爭的機制會讓價格在高與低之間取得一個平衡。RedHat的價格雖然較高，但他們已經作出信譽來了，反倒不必擔心低價的同業競爭。

社群在台灣

黃：以您擔任軟體自由協會理事長的經驗，相信你與台灣社群界的朋友有許多接觸的機會，可否聊聊您所觀察到的台灣社群發展現況？

林：台灣的社群還算蠻蓬勃的，尤其在最近這幾年，已有相當的成果展現出來，例如軟體的中文化。以成功大學董仲愷所主導的Open Webmail為例，它在沒有任何政府補助的情況下，結合了一些社群的軟體（如唐宗翰發展的多國語言處理系統），目前已擁有二十多個國家的版本，算是台灣少數幾個具有國際知名度的軟體之一。此外，因應台灣政府推動Embedded system，也有部份社群成為商業公司的一份子，實際協助這些公司的產品發展。

社群，並不是只有會寫程式的人，有些人專門負責文件化的工作，有的則藉由爭取政府資源來減少數位資源的落差，或是在中小學校園從事自由軟體的推廣。大體上看來，台灣的社群比起其他國家算是比較熱絡的，但相對於美國等多個國家已提出Open Source白皮書政策，台灣在政策面就顯得比較弱。

由「開放源碼軟體競賽」一年可以頒發幾十個社群獎看來，未來社群應該會繼續活絡下去，但是評斷的標準絕不是社群網站的瀏覽率，而應該以社群的永續經營，以及社群的結構、相關活動為準。據我的觀察，近幾年社群已有無形的領導者出現，且社群成員彼此間的合作是有邏輯的，這種團體式的分享在傳統文化中很少見，不僅更遵守原則，也能確實運作出成果。

台灣展望　惟運亞洲

黃：台灣在IT產業的發展與成就，可說是打下了一片江山，展望未來，您認為台灣在全世界的科技藍圖裡面，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？科技的新趨勢又將朝向什麼方向發展？

林：我們先以地理位置來看，若以台灣為圓心，以2000公里為半徑畫一個圓，幾乎可以囊括整個亞洲的精華地區，所以台灣可視為亞太地區的中心。也因為地理位置的因素，新的海纜在台灣都有纜點經過，使得網路的價格更降低，若以區域來作比較，台灣的網路費用未來在全亞洲會是最便宜的。

第二個重要的因素是人才，我們擁有許多資訊人才，整體上比其他國家要好一些，在台灣，大多數人都多少懂一些資訊科技的知識，這就是一個很棒的條件。

台灣其實很適合擔任亞洲的運籌中心，也就是所謂的IT Source Management & Operation Center，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，台灣必須加強國際化的工作，並且培養能掌握技術、具備宏觀觀點的人才，在IT的基礎建設上做好資源管理的工作，我想在2010年之前，台灣非常有機會成為世界的Hub。

台灣的優點是擁有自由化的網路及電信政策，相較之下，中國大陸很難在未來二十、三十年之內成為高科技的重鎮，只可能成為製造業的中心，關鍵就在於他們缺少自由化的網路政策。中國大陸目前在科技領域的加速發展存在著許多危機，原因是這些發展中有太多張力、太多不穩定，太快地加速發展反而易讓系統崩潰。

網路的革命才正要開始

軟體產業目前除了TCP/IP、HTTP之外，其實沒有真正的標準，很快地網格運算（Grid Computing）與Source management將會興起，並與商業應用做結合。這些新的科學組成E-science，所牽涉的資料包含實驗觀察所得、模擬資料、將資料再加值所產生的資料等等。可以預期的是，未來五年所產生的資料量，將可能超越過去資訊量的總合，有很多人對於網路的存在已經感到習以為常，但我認為目前才是網路真正崛起、決勝負的時刻，尤其未來五年會是關鍵，對台灣而言，Open Source就是一個能有效掌握資訊的手段。（攝影╲歐敏銓；整理╲巫姿惠）

林誠謙小檔案

現任：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主任、軟體自由協會理事長、太平洋鄰里協會執行長、APAN-TW秘書長

學歷：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

研究興趣：計算物理、統計力學、網際網路、數位典藏技術與網格計算